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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78年初春，湘江边的长沙，还带着一丝寒意。那时的湖南，刚刚从特殊年代走出不久，经济和社会秩序都在慢慢恢复，一些老将军、老干部陆续到地方调研。就在这样一个略显朴素的年代背景下，一场后来被人津津乐道的“骑车拜访”，悄悄发生在湖南宾馆里。

　　那天，开国上将王建安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，到长沙视察工作。按照惯例，省委主要领导要登门拜访。王建安身边的秘书周忠秀，提前得到电话通知，说湖南省委毛致用要来。周忠秀下楼等车，心里很自然地想着：省委那辆大红旗，一会儿准得开过来。

　　十几分钟过去，院子里照旧冷清，没有红旗轿车的影子，连中红旗、小红旗也没出现。正纳闷时，楼上传来警卫员的招呼声：“周秘书，上来吧，毛书记已经到了。”周忠秀快步上楼，看见会客室里，一个穿着很普通的中年人，正与王建安坐着说话。茶杯之间，一句略带笑意的话，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——“我骑自行车来的。”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这个细节后来在许多老口口相传，几乎成了毛致用一生作风的“注脚”。要看懂这位省委书记骑车来的意味，不妨把目光从那辆自行车，拉长到他的人生轨迹和时代环境里去。

　　1929年11月，毛致用出生在湖南岳阳县筻口镇西冲村。那是个普通不过的湘北小村，田地不多，家境清苦。少年时，他正处在民族危亡的年代，战火、物价、流民，这些词对那一代农村孩子并不陌生。

　　在许多人很早就辍学下田的时代，他磕磕绊绊读完了小学和高小。书读得并不算多，却足以在当年的乡村显得“有点文化”。动荡年代里，很多农家子弟对前途没有明确概念，只知道一件事：多一个字，就多一条路。毛致用也是如此，既想改变自家命运，又隐隐希望国家好一些，这两者在他心中并不分开。

　　1948年，他与同村姑娘易银秋成婚。那一年，他十九岁，新婚小屋简陋，连像样的家具都不多，却撑起了此后六十年相濡以沫的家庭。熟悉他们的人后来感叹，这桩婚事看似普通，却给了毛致用稳定的后方，让他有底气在风雨年代一头扎进工作。

　　真正改变命运的，是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。1951年前后，土改运动推进到西冲村，时任乡党委书记的李惠林，下乡主持工作。他急需一个能写会记、有一定文化的秘书，考虑再三，把目光落在毛致用身上。

　　“要不要来乡里当秘书？”据后来回忆，当时的毛致用并不很情愿。田里农活重，家里还指望他的劳力。他一犹豫，李惠林只好另找别人。结果新秘书干了不久就被证明文化程度不够，工作吃力，土改文书与材料都捉襟见肘。

　　李惠林不死心，干脆住到毛致用家里，连着劝了三天。有村民后来回忆，说当时李书记态度很诚恳，大意就是：“你这点文化，不用太可惜了。到乡里来干，不是只为自己，也为乡里人办事。”试想一下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乡干部愿意为一个青年住三天，说明看重之深。

　　最终，毛致用答应了，背着简单行李上乡里，当了秘书。这是他公职生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。如果说之前的人生是在泥土里摸索，这一步就是从村口走向更大的天地。

　　在乡里工作一段时间后，毛致用因为贫下中农出身、表现踏实，被调到区公所当财粮干事。那时成分很重要，他的“出身好”，加上干活肯钻研，很快就转为正式干部，并于1950年代初加入中国。

　　随后，他被调入岳阳地委组织部担任组织干事，又不久到岳阳县任副书记。基层的摸爬滚打，让他熟悉了农村情况，也磨出一套和农民打交道的办法。到上世纪60年代，他已陆续担任岳阳县委副书记、书记，再后来升任岳阳地委副书记、书记，开始主抓一方发展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县、地这段时期，他格外重视农业生产。那时候全国都在探索怎样多打粮，多种经营、科学种田刚刚起步，许多地方还停留在经验主义上。他在岳阳一带推动农业试验田，鼓励社队搞复种、推广新品种，还尝试在丘陵地区发展多种经营。这些干法不算惊天动地，却让不少乡亲记住了一个细节：这位县委书记经常下田，蹲在地头看秧苗长势，问得很细。

　　到1973年，他被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（当时设有，下设若干书记分工负责）。四年后，也就是1977年，他出任湖南省委，成为当时湖南的主要负责人。那一年，他四十八岁，正是许多干部觉得“可以大干一场”的年纪。

　　时间往前推一点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。对省里一把手来说，这是一场观念上的大考。旧的那套“唯政治运动论”要慢慢收起，如何抓经济、抓发展，许多人心里没底。湖南虽是农业大省，却并不沿海，改革之初容易心存顾虑，要不要“冒险”学广东？要不要打破一些旧规矩？这些问题摆在桌面上。

　　毛致用的态度，比较明确。他认为，中央既然定下“发展经济”的方向，地方就得把脑筋动到“怎么干”上，而不是纠缠“要不要干”。所以在担任湖南省委主要领导的十几年里，他屡次强调“解放思想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”，实际上就是推动干部转变观念。

　　再回到1978年春天那天的会面。王建安是参加过多次战役的老上将，时任中顾委委员，对地方工作一向很关心。得知他下榻湖南宾馆后，湖南省委办公厅赶紧向省委汇报。毛致用听完，当即表示要登门拜访，却没有安排车队、前导，而是简单吩咐一下，便骑车出发。

　　在那个年代，省委那辆大红旗轿车，在省城非常显眼。一般重要场合，大家都下意识认定：只要书记出门，这辆车一定会出现。所以，周忠秀在宾馆门口“守着车等人”，也算人之常情。等不到车，却等来了人，这个反差本身，就很耐人寻味。

　　当周忠秀端茶时忍不住好奇，轻声问了一句：“毛书记，怎么没看到您的车？”毛致用笑着回：“这么点路，我骑自行车来的。”语气平平，却把一种习惯用车、不轻摆架子的态度传递得很清楚。此后他与王建安一边吃饭、一边谈湖南情况，直到晚上才告辞。临走时，几个人特意送他到宾馆车棚，亲眼看到他推车上路，这段经历也就深深刻在了回忆里。

　　这种朴素，不仅体现在出行方式上，也体现在他处理群众问题时的态度。有一次，他在信访材料中看到长沙某国营大饭店被群众多次投诉，集中反映“服务态度恶劣、卫生状况差”。有的信写得很直白：“端着铁饭碗，冲我们大吼大叫。”他看完后，没交给下面简单批转，而是决定“自己去看看”。

　　那天，他只带两名警卫，换上普通衣服，悄悄来到这家大饭店。一进门，眼前景象让他眉头紧皱：地面油渍未擦，残羹剩菜堆在桌上，桌布油腻斑斑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杂的味道。更让人别扭的是，几个服务员靠在一起聊天，顾客进门也没人搭理。

　　他没有立即亮明身份，而是径直走到一张脏兮兮的桌子旁，抬手拍了一下桌面：“顾客刚坐下，桌上剩菜剩饭也不收拾，桌布也不换，这样让人怎么吃？”一名服务员似乎被打扰了兴致，不情不愿走过来，一边慢吞吞收拾，一边嘟囔：“还没吃就先提意见，像你这样的顾客不多。”

　　一句话点燃了火头。毛致用沉声说：“你们工作时间顾着聊天，本来就不对。饭店营业，起码要窗明几净，让顾客舒心，有空再聊不迟。”服务员听出他语气不软，干脆顶了回去：“你说话咋这么冲？以为自己是领导来教训人？最多就是个吃饭的主嘛。”

　　“有意见就去商业局反映，嫌我们不好，还可以去别家吃。”旁边几名服务员也围了过来，有人语带讥讽：“端着国家铁饭碗，又不是吃你家的。”

　　这几句话，放到今天看，似乎不过是“嘴硬”，可在当时的国营体制下，反映的却是一种带有代表性的心态：稳定岗位在手，对群众意见不在乎。毛致用被当场顶撞，脸色骤变，几乎是拍案而起：“你们端的是国家饭碗，就要为国家、为顾客负责。这样的态度，还配站在柜台前？”

　　他当场让警卫去找市商业局负责人。等局长赶到后，他把饭店卫生、服务问题一一指出，当面批示：立即停业整顿，几名态度恶劣的服务员停职检查，对屡受群众投诉、屡教不改者予以辞退。当天，他一口饭没吃就离开了，但留下的震动不小。

　　从骑车去见老将军，到亲自暗访饭店，可以看出他那一套为官习惯：对上尊重，对下严格，对群众意见较真。这种作风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对扭转一些“官本位”“铁饭碗”惯性，还真起了一定作用。当然，从今天的视角看，某些处理方式可能偏硬，但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中，这样的“硬”，对推动服务意识转变，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。

　　时间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。全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，沿海地区先走一步。广东、福建凭借地理位置，被批准设立特区，很快在对外开放、吸引外资、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跑在了前面。内地省份如何跟上，是摆在每个省委书记面前的问题。

　　湖南地处中部，外贸和工业基础都不算突出。但毛致用注意到，湘南地区与广东、广西、江西毗邻，是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天然通道。如果一直按老办法“关起门来过日子”，就可能被远远甩在后面。于是，他开始推动一个看似“靠边”的区域，进入全省发展视野。

　　1988年1月，他专程赴湘南考察，深入衡阳、郴州、零陵（后改为永州）等地，反复研究：“怎样利用靠近沿海的地理优势，把湖南的门打开？”考察归来，他提出“以开放对开放，以开放促开发”的思路。表面看这两句只差几个字，实则是两层意思：一是主动向外开放，争取政策；二是借开放带动本地开发，而不是单纯当加工地。

　　同年，湖南省委决定将郴州、零陵、衡阳三地市作为全省改革开放试验区，探索一条由沿海向内地延伸的发展通道。5月11日，国务院正式批复湖南省政府《关于加快湘南开发的请示》，同意将衡阳市、郴州地区、永州地区作为由沿海向内地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，设立湘南改革开放试验区。

　　这份批文，让原本被视作“边缘地带”的湘南，一下子站到了湖南对外开放的前沿。沿海企业、外地资本逐步进入，交通、基础设施建设跟着提速，湘南成为湖南追赶改革开放大潮的一个突破口。不得不说，这一安排，体现出一定的战略眼光——既顺应中央沿海—内地梯度推进的总体布局，又找到了湖南自身可以发力的空间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毗邻的江西整体发展相对缓慢。到了1980年代末，这种差距愈发明显。江西农业比重很大，工业薄弱，财政收入有限，有些地方长期处于贫困线边缘。中央在调研后，考虑从有成功经验的省份选派领导干部去江西“补课”，毛致用就在这种背景下被调任。

　　1988年4月，他出任江西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。与湖南相比，江西问题更集中：一是农村基层组织有些涣散，队伍不稳；二是经济结构单一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。面对这些，毛致用没有一头扎进“项目”和“数字”，而是先把目光放在基层组织这一“地基”上。

　　他多次深入农村，尤其是到一些基层党支部软弱的村庄，和干部、群众面对面座谈。有时看到支部书记对情况说不清楚，他当场提醒：“村里事，你不比我清楚可不行。”在此基础上，江西省委专门召开会议，研究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，调整不胜任的干部，培养一批“带头人”。

　　同时，他并没有忽视发展。利用江西山多水多的特点，推动林业、水利和特色农业发展，还尝试总结生态农业经验，其中“一栏猪、一口（沼气）池、一片果”的模式，后来在赣南一带推广开来。这种经营方式，既解决了农家燃料问题，又兼顾环保和增收，逐渐被概括为“赣州模式”，在全国农业结构调整中多次被提及。

　　从全局看，毛致用途经的这几步——湘南试验区布局、江西生态农业探索——有一个共同点：都尽量结合当地实际，不照搬沿海经验，也不空喊口号，而是在资源禀赋和政策空间之间，找到一个可行的结合点。

　　1998年，他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，走上国家层面工作岗位。其间，他多次赴地方调研，尤其关注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，湖南、重庆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调研足迹。这时的他已近古稀，却仍保持着在田埂上与农民聊天、走村入户看情况的习惯。

　　2002年3月，全国“两会”结束后，毛致用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。照一般人的想法，这样一位国家级领导人，多半会在北京或省城安顿下来，享受相对便利的医疗、交通条件。但他没有在大城市多停留，而是很快作出一个让很多人想不通的选择——回岳阳县筻口镇西冲村养老。

　　消息传到当地，有人私下议论：“这个人真傻，在大城市住不好吗？偏要回农村受累？”也有人替他担心：农村条件有限，年纪大了，万一有个头疼脑热，不比城里方便。面对这些议论，他本人倒很轻松，据熟人回忆，他笑呵呵地说：“乡下好，空气好，水也好，菜更好。”

　　他回村的过程并不张扬。镇里和村里得知消息后，考虑到他原有的身份，专门筹了一点钱，把老屋院子重新抹了水泥地，以图整洁体面。等他回来后，仔细问清了花费情况，把钱按成本一分不少退回去。他的意思很明确：村集体的钱，有别的地方用，这点小事不必破例。

　　中央也曾考虑配警卫常驻他家，他婉言谢绝。只是根据工作需要，保留基本安全安排，平时并不喜人前簇拥。西冲村的大多数普通村民，甚至说不清他是哪一天回来的，只隐约知道：“致爹有一天就又住回老房子了。”

　　回乡后，他没有把自己当成“退休干部”，而是把院后那片山坡、那口鱼塘、那块菜地，当成新的阵地。在屋后，他搭了个鸡棚，养了七十多只土鸡，又承包了一口鱼塘，边上开出一块菜地，种上各种蔬菜。他还安排侄儿一起建了猪圈，养猪产的粪便，用来建沼气池，再把发酵后的沼液用作鱼塘和菜地肥料，形成一个小小的“生态圈”。

　　更耐人寻味的是，他不只是“挂名户主”，而是真刀真枪地干活。每天清晨六点左右，他准时起床，有时天还蒙蒙亮，就一个人走向后院，喂鸡、看猪、检查沼气池、下地除草，日复一日。除非大雨大雪，他极少懈怠。这种生活节奏，和他当年在赣南推行“一栏猪、一口池、一片果”的理念一脉相承，只是从宏观试点变成了自家实践。

　　有人问他，图个什么？他笑着说过一句：“自己种的菜，不打农药，不施化肥。养的鸡、鱼，不用添加饲料。吃着踏实，送人也踏实。”家里备的土鸡蛋，往往多得吃不完。每当有老同事、老领导到湖南调研顺道探望，他常会提一篮鸡蛋、或者几样土特产相赠，不讲排场，只讲心意。

　　回到西冲村，他并没有只操心自家三间小屋，而是自觉把眼光放在整个村子。村里人一开始不太适应，甚至有点发怵。曾任村支书的毛荣昌就说：“老毛是国家级领导人，回到农村，大家都怕伺候不周，也有人猜他住不久。”

　　事实证明，这些担心多余。他在村里的存在感，一部分来自日常的平易近人，另一部分来自对公共事务的“管得宽”。他把村庄发展看作一项集体工程，先从两件事入手——推广沼气池和修路。

　　在江西工作时，他就推动过以“猪—沼—果”为核心的生态农业工程，既改善生活条件，又保护环境。回乡后，他很快意识到：如果家家户户都烧柴，山上的树迟早要被砍光，水土流失也会加重。于是他鼓励村民建沼气池，还帮助协调技术和资金。有村民起初不理解，担心“折腾”，但看到他自己家先做起来，用上干净燃气，灶膛没有黑烟，很多人也动心了。

　　“有了沼气，农民就不砍树了，连茅草都懒得割。”这话听着朴素，却切中要害。十多年下来，西冲村的绿化明显改善，山头重新披上绿衣，村子周边水质也有所好转。外地人再来，常会感叹一句：“这村子环境还真不错。”

　　另一件大事是修路。没路，农产品出不去，孩子上学、村民就医都不方便。他深知修路要钱，要协调，也不可能完全指望上级拨款。于是，他一方面拿出自己的积蓄，另一方面托熟人引进资金和技术，推动村里建设集体养猪场，发展集体经济。收入的一部分，被用来支持道路建设。

　　随着路一点点通，村里发生的变化，村民们感受最真切。出村不用再在泥巴路上打滑，雨天也不至于被困在家里。也难怪后来大家都习惯叫他“致爹”，叫他的老伴“易娭毑”。这种称呼里，有亲近，也有发自内心的尊敬。

　　平日里，村民到他家串门，他和老伴常常亲自端茶倒水。警卫不在时，屋里就两位老人慢慢招呼，并不讲什么“规矩”。但对待村干部和上级负责人的工作态度，他可一点不含糊。有人概括说：“对乡亲很和气，对干部很严厉。”

　　岳阳县曾发生过一起砷化物污染水源事件，饮用水砷含量严重超标，影响十万余人的饮水安全。这件事传到他耳朵里，他当场发火，严厉批评有关部门和县领导：“怎么会拖成这样？这么多人喝的水，你们不当回事？”这种直接的警醒，对当地干部触动极大。

　　2005年5月，还发生过一件小事，进一步说明他对家人要求之严。当时在镇里上学的外孙，因为想回外公家取衣服，又担心耽误上课，便给外公的警卫打电话，希望派车接送。警卫转而通知筻口镇政府安排车辆。毛致用得知后，非常生气，把外孙和警卫一起训斥了一顿，大意是：公家的车不能为了私事乱用，哪怕只是接送一次。

　　这类细节看多了，就会发现，他的“严”并非针对某一两个人，而是针对一种作风，一种可能不断滋生的特权倾向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，反而有更多机会用自己的言行去提醒周围人——规矩应该是什么样。

　　2019年3月4日，毛致用在湖南因病去世，享年九十岁。西冲村的山坡、鱼塘、鸡棚，以及被他盯着修起来的村道，还在那儿静静存在。村里人提起他，往往会说一句：“致爹这个人，话有时候冲点，但心是正的。”

　　回过头再看1978年那次“骑自行车来的”闲聊，那并不只是一个有趣的插曲，而是贯穿他一生的一条隐线：出身乡村，不忘乡村；身居高位，不离民间；离开岗位，又回到最熟悉的泥土里，像当年那个读完高小的农家少年一样，把心放在脚下的土地上。